徽学漫议

在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学术园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其中，“徽学”也在群芳争妍中绽开了蓓蕾，成为地域文化中的一枝新秀。在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徽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经掀起的“徽学热”，大有“升温”之势。

什么是徽学？徽学即徽州学，或曰徽州文化。它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它植根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和“大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藏。

其实，在徽州文献中，“徽学”一词早已有之，所谓“文公为徽学真传”，即是其例。不过，以往文献中的“徽学”，是指以朱熹为开山祖的新安理学，和今天所称“徽学”的概念及涵盖的内容不一样。前一“徽学”是单一的学科，属于学术史；后一“徽学”，包含了多指学科，属于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徽学，其主要内容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新安宗族、新安商人（徽州在晋代为新安郡，后人常沿用这一郡名），以及徽州书院、方言、礼俗、戏剧、民居、谱牒、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契约文书以及徽派朴学、版画、篆刻、建筑、盆景，乃至徽墨、徽砚、徽笔、徽纸……等。这些以“新安”或“徽”为标志的文化“特产”，反映了当日的徽州是商成帮、学成派，并由此而构筑了“徽学”这座地域文化大厦。

徽州这个“山限壤隔”、“地狭人稠”的偏僻山区，为什么竟能形成如此斑斓驳杂的地域文化？考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原文化是徽学形成的“基因”；第二、徽州商帮是“徽学”发展的“催化剂”。下面，拟就此略作阐述。

关于“徽学”形成的“基因”，其来有自。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昔日的徽州大体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其移民多是来自中原地区。古代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她又是战乱频率最高的地带。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军阀割据之间的战争，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争，农民革命的战争，经常发生于这一地域。每一次较大的战乱，都促使中原人口被迫南逃。其流徙的走向，大多是越过黄淮平原，渡过长江，而徽州这个“川谷崎岖，峰峦掩映”的“四塞之地”，恰似“世外桃源”，这正是南迁人口避难的理想之境。据方志载，徽州“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此外，也还有在各个历史时期星散的由中原直接南来或辗转迁移到这里的，人数也还不少。他们“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民国《歙县志》卷1）。据明代嘉靖时人程尚宽纂修的《新安名族志》所载：到明代中期，新安“名族”共84个，追本溯源，大约有80％以上是来自中原地区。这些移民，与由中原迁徙到闽、粤、赣山区“客家人”的民系大抵相同。

上述由中原迁到徽州的移民，或为世家大族，或为缙绅冠带，或为硕学鸿儒，亦有黎民百姓。他们定居于徽州后，便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带进了这个山区，并逐渐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

迁到徽州的移民，首先带来了中原儒风。徽州这个古山越人居住的山区，《汉书·地理志》“黝（黟）”县条注中，犹称为“南蛮夷”之地。六朝以前，这里“武劲之风”很盛。其人不识诗书礼乐。随着中原人口的迁来，才“渐染儒风”。最明显的是读书和尚礼的风气传到徽州之后，社会习俗为之一变。尤以读书之风逐渐兴起，所谓“山间茅屋书声响”，“后渐户诵家弦矣”（康熙《祁门县志》卷1）。明清时期，徽州更是“儒风独茂”。由是“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以致‘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与“诵读”之风吹拂这个山区的同时，中原的崇礼义、明人伦、务俭朴的习俗也给徽州以广泛的影响。文献谓：“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太函集》卷1）。这“醇厚”的“遗俗”，正是“遗”自古代的中原，而且还延及后世。我们只要读几副黟县西递村的旧楹联，时这里的社会风尚，犹恍如在目：“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传家礼教三物，华国文章本六经”。“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自六经得来”。“凛遗绪于前人克勤克俭，善贻谋于后世学礼学诗”。“读书”、“礼教”、“文章”、“五伦”、“六经”、“勤俭”本为中原“旧物”，唐宋以后，则在徽州生根、开花、结果了。

其次，徽州的移民还带来了中原的宗族文化。那些“由北迁南”的移民，大多举族而来。迁到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这既有利于抗御外姓的欺侮，又能保持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家（族）风”。所以一些大姓的村落，“绝无一姓搀入者”。徽州的名族，莫不“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人们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歙事闲谭》第18册）。这种宗教制度，一直顽固地保存下来。明末清初之际，徽人赵吉士在他的《寄园寄所寄》中对徽州的风俗作了如下介绍：“父老尝谓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这些经过“数十世”传承下来而且“胜于他邑”的习俗，不啻是昔日中原地区宗族文化的活标本。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南宋时期在徽州出了一位大儒朱熹，他的“朱子之学”或称“紫阳道学”，在徽州的影响极深。而朱子的“学系”是上继北宋二程的，二程的“河洛之学”亦是中原文化。所谓“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风之所至，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光绪《婺源县志》卷3）。自南宋以后，徽州人多是“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在“朱子之学”的倡导下，徽州的人伦教化，不仅与中原儒风一脉相承，并又有所发展了。诚如曾国藩所言：“徽州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曾文正公全集》卷之四）。确实，自朱子之后，徽州乃是名符其实的“彬彬乎文物之乡也”。其“典章文物”莫不抹了一道“朱子之学”的光环。

由于上述中原文化在徽州的长期积淀，从而生成这一地域文化亦即“徽学”的“基因”。同时，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又不断吸纳融化了外界的文化“因子”，这更为“徽学”的形成加厚了底蕴。

关于“徽学”发展的“催化剂”，则是这一地域的商帮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酿造出高品位的文化的。徽州本是“地隘斗绝，厥土刚而不化”的贫瘠山区。随着外地人口不断迁入，兼以“生齿日繁”，当地所产不足以自给。为生计所迫，徽州人不得不“寄命于商”。到了明代以后，“出贾既多，土田不种”，形成“贾者十之七，农者十之三”的局面。在一个地区之内，从商人数的比例如此之大，则为其他地域所罕见。徽商“业儒”出身的人较多，他们在商场角逐中，能够审时度势，精于筹算，善于取与，并以“徽骆驼”精神，不辞艰辛，所以有不少人便很快“家业隆起”，即所谓“五年而中（贾），十年而上（贾）矣”。在徽商中，“藏镪”二三十万、百万者不乏其人，甚有以千万计者。从明代中期起，徽商凭其群体人数之众，财力之强，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规模之大，成为“称雄”于江南的一大商帮。他们在商业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便逐渐改变了山区原来贫穷的面貌，于是呈现出“江南称饶，首推新安”的富庶景象。

徽商是商界的一支“儒商”，他们“贾而好儒”，在其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便积极资助桑梓“振兴文教”事业。明清两朝的徽州馆塾、斋舍、书院大多是由商人出资兴建或重修的。尤其是讲读层次较高的书院，其规模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往昔。据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卷3载：“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尤其是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为了重修紫阳书院，有人竟一次资助白银三千万两；黟县有位商人因“邑人议建书院”，便“存二千四百金助之”。类似的例子其它各县皆有。因之“书院之人才日盛”。每逢“大比之年”，各县“应试者，多至千人。”

徽州商人更重视培养子弟“业儒”，他们在“家业饶裕”之后即不惜重金“延师课子”。歙商鲍柏庭有句话反映了徽商“望子成龙”的心情：“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支谱》卷3）。所以明清两朝徽州出身的名儒名宦很多，如汪道昆、许国、金声、曹文埴、曹振镛、戴震、程晋芳、程瑶田、凌廷堪、王茂荫均是商人的后代。

“徽学”的发展在这于“学”。一个地域，有如此多的读书学习场所，有如此多的负笈入学生员，于是才能培养出一批批各类较有成就的饱学之士。他们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领域，志同道合，施展才能，守成创新，形成特色，“派”也就由此而生了。况且，“徽学”中一些有特色的文化现象，诸如绘画、戏剧、篆刻、建筑、园林，甚至医学都是徽商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才形成“派”的。我们翻开徽州的地方史乘，便不难发现，徽商的兴盛之日，也正是徽学发展之时。